作者说过要“站在月球上来审视人类史”， 这是一本时间跨度长达400万年的历史巨著，所以他给我们的更多的应该是整个地球无尽岁月的点点缩影，让我们按照地理上的分布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文明有所了解。他更多承担的应该是兴趣入门。“历史的今天”，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跟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着我们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我们的思想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自己出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的思想的火花与创作的冲动。由此让阅读历史，成为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当我们对某个点感兴趣了，自己去查史料扩展自己的视野。匆匆读完一遍，随手记下感想。
《全球通史》之前的几个版本将整本书分为两个大的部分，1500年以前的世界，与1500年以前的世界，千余页的内容显然是无法将地球数十亿年数亿平方公里的人物历史囊括，作者在每个大的章节最后部分都会单独开一章：历史对今天的启示，细细想来，作者实际上是通过对古典文明的灭亡来写古典文明的局限性，古典文明为什么无法像现代一样，出现科技的快速进步？前言推荐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好的诠释了整本书的内容、风格以及目的：“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辨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级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的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的忧虑与警示，不同于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强加给读者的历史学作品，这本书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没有教育人的口吻，却把读者引入到了一种求索的境界，让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释卷。”作者通过不断的推进，向我们展示了自己严密的逻辑思维、理性分析以及作为一个史学家回首历史的独特视角。
说一点内容性的东西吧，最开始的部分，人类（用《人类简史》上的术语或者说是“智人”）在史前时代，从黑暗中摸索，逐渐进步到会简单思考、群居性、使用工具，可能需要数万年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人类从最初的食物采集者身份转变到了食物的生产者，数百万年的时间在史书上用我们现在的视角仅仅数千字就能概括完成，而随着文明的出现，思维的扩展，科技科学的出现，数千字的内容可能只能叙述历史的数千年、数百年、甚至到现在，每年每天都会有许多事情发生。文明的进步在某一层面上来讲也可以这样来看，文明社会遂能使知识不断累积并代代相传，自由与温饱让人们富有创造力，知识加上创造力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3–6 世纪，古典文明陷落。西方古典由于地理因素最受蹂躏（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维京人）；印度南方以及中国南方由于距离游牧民族蛮族地理较远，逃过一劫，两大文明的北部虽然遭受了蛮族的入侵，但是很快入侵的蛮族由于当地领先的文明被同化，同时中国原来北方的民族向南迁移，中国南部地区开始汉化。波斯帝国以及拜占庭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好的度过了此次入侵；盛极一时的古典西方文明，首当其冲的收到了强有力的袭击，彻底消弭。但也正是这次的毁灭，产生出了新的更有活力的文明，作者在文中对这个观点多次的提起。
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明朝（1368－1644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
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非接受者。早些时候的情况可能相反，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我们国家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像三大发明，培根这样评价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在文学方面，在战争方面，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高度发达在历史上并没有去的长久的繁荣。中世纪的世界，中国是世界上最发的区域，我们有着最美的文化、领先的工艺技术、繁盛的商业以及完善的封建官僚技术，但同样造成了我们的固步自封的思想。当我们发现西方国家之后，上述的优势让我们对他们的文化以及潜力产生轻视，认为这些家伙没什么好学的，但是西方国际却渴望从我们这里学习，落后就要挨打这条定律其实根植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
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这样，虽然我们有了可以吸取他人经验的条件，却失去了文明进步的进取心。乾隆皇帝曾在答复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时，对我们的态度作出了最好的解释：“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
古代中国的这种情况在现代人类学家看来可以用一个词解释：遏制领先法则。在转变时期起先最发达和最成功的这回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将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则可能更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逐渐处于领先地位。而现在，随着国家逐渐的发展，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依然经常被国家提到，正是应了一句古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下面是一些零散的读书段落小记：
生活、生长的先天因素既是保护层，又是枷锁。
生产的革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进而引起生产关系的转变，上层建筑的破、立，这是新事物发展阶段；进入相持阶段，一切慢慢固化，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最后是革新阶段，在没有的生产革命时，重新建立原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格局；在有外来新的生产革命的涌入时，通过大的变革形成各自新的特色。
民族性格与人的性格形成差不多，都是由生活环境决定的。
劳动创造价值，但价值分配却是个复杂问题，主要在于人解决了生存问题、有了高层次生活的感觉之后，上层的人会尝试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结果会必然造成原有社会的崩溃，这不是由于集权中央不控制、也不是由于既得利益的上层人没有节制，而是由于市场经济自我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创造出了生活必需之外的价值，以闲散资金的形式来表现，这种闲散资金本能的向赚钱行业集中，即向周期短、利润高、少费力的行业投资，最终会伤害生产力。
宗教的产生之初是被剥削阶级组织起来的工具，之后会在斗争、妥协中被统治集团有条件的吸收、篡改，由粘合剂、兴奋剂变成鸦片，由正视现实变成睡梦。
是否促进历史前进与是否受到群众理解是没有比例关系的。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是考量群众、社会进步的一个标杆，就像社会散沙度可通过电视随机提问展现一样。
事情都有各自的周期，一类事情有一类的周期。
“大部分群众认可的事情是好事情”，是对“群众”的偶像化。
大势已成，则只能等事物沿着它的轨迹而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列强是指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当外国的产品比本国的物美价廉时，对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来扶持本国这项技术的发展；对外要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如果各不发达国家不想当列弱了，必须实行贸易保护，自力更生，占领工业高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这必然会遭到列强的干预和国内食利的腐朽集团的阻挠和镇压。其成败与否的关键在于三点：一是正确的领导党，二是群众的觉悟程度，三是知识分子与群众的结合程度。
贸易的最本质需求是互通有无。其正能量是促进生产力提高时，能更好地实现互通有无；其负能量是为生钱而生钱时，不以互通有无为目的，造成有撑着的、有饿着的、有营养过剩的、有虚胖的。
